周末读史 | “白银时代”的多维透视与明末的“废银论”（上）

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平在《中国钱币》杂志“中国传统货币金融文献导读”专栏上先后发表《从传统经典看货币》系列文章，选择重要的传统中国经典货币金融文献，既从历史情景出发，以求“理解之同情”，也与今天的货币与金融理论思考相对接，力戒简单比附，坚持“古今东西立体比较”，以传统中国的货币与金融思想资源，为重建货币与金融理论提供参考。

本文为系列第十三篇，原载于《中国钱币》2020年第4期。

以下为本期连载的内容

白银伴随着明代嘉靖以后的赋役制度改革取得了主导货币地位。万历六年（1578）《万历会计录》的编撰，标志着传统中国进入“白银时代”。然而，白银货币时代的到来，并不像今天“一国一通货”的货币制度，实现货币一元化的形态，而是白银、铜钱和民间私人纸币并存互补的流通格局。白银作为货币所展示出来的功能，对于不同社会经济主体（不同阶层）、不同市场领域产生了不同影响：作为财政税收手段的白银，在社会财富再分配过程中掠夺基层百姓，实现财富集中，导致市场流通手段短缺，引发社会失序，最终导致王朝更替。明末清初面对白银货币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产生了代表启蒙思想家民本思想的“废银论”。这里，以明代人们的白银观念和货币经济理论分析，结合今天学者的认识，就“白银时代”到来后的货币流通情景进行复原，在古今东西对比中揭示“废银论”的意义。

一、“白银时代”的多维透视与白银流通的实态

我们知道，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对白银使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坚决主张废除白银的使用。要理解“废银论”的缘起和意义，就要首先弄清明代白银货币的性质、地位和功能。

在过往的历史研究中，明代白银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曾经作为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发展内容之一来考察。白银这种贵金属货币与西方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金银的使用、重商主义时代对黄金的追逐，以及后来金本位制的建立，具有相似和平行对等的意义。人们容易将白银的使用作为近代开端的重要标识。新世纪以来，作为经济史研究的重要主题，明代白银问题的研究得到极大推进。然而，人们在明代白银认识上的视角和基准却各不同。这些不同视角和结论的多维透视，为我们理解白银货币的历史性和白银使用实践的理论提炼价值，且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基础。这里仅仅以新近发表在《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 年第 6 期和 2020 年第 1 期的两组白银主题文章，来讨论如何看待白银的地位、使用方式、功能边界以及经济意义，进而为货币理论建设提供思想资源。1、白银货币选择的动力来源白银成为明代主导货币，是传统中国自身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还是在全球化环境下世界货币的内化为国内货币的表现；市场主导的白银使用和它纳入国家财政成为主导货币的作用和地位如何，都涉及白银货币地位形成的动力问题，也就是白银是如何从民间社区（地方性）货币发展为全国统一货币的问题。实际上近 20 年来，万明研究员发表 40 余篇论文和分量极重的专著，就明代白银问题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独到而深入的研究。其研究业绩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市场起源；二是明代白银货币化过程从国计与民生两条线索的探讨；三是明代白银货币化与中国和世界的连接；四是明代白银货币化与一系列赋役改革；五是白银货币化与张居正财政改革。这都涉及到白银成为明代主导货币的动力问题。万明研究员认为白银货币的使用是自下而上的民间选择。在对明初洪武二年 (1369) 至成化二十三年（1487）119 年间的 427 件徽州地区土地买卖契约文书的研究表明 , 白银货币化自民间开始 , 到成化 (1465-1487)、弘治 (1488-1505) 以后 , 为官方所认可。沿着民间与官方的两条线索进行论证考察 , 可以发现，与明初法定货币的宝钞最强对立的白银 , 最终占据了主币的地位。而民间选择白银货币，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青年学者邱永志从价值尺度转换的角度，讨论了明代白银货币地位的确立问题。他借助王文成的研究，从宋代开始讨论白银货币化的问题，以既有文献中“白银货币化”和“货币白银化”的提法，来讨论白银作为一个特殊商品自身的货币职能形成，以及在明代货币竞争中主导地位的确立。白银成为货币，是中国内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的结论是，白银这种特殊商品充当货币职能应当从宋代开始，而在多元货币结构中成为主导货币则是在明代；由于明代特定的货币竞争环境和白银在结构上嵌入政府的财政行为，才实现“白银时代”的落地。从原始材料出发来讨论相关问题，并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白银问题的重要线索。万明研究员长期深入研究，有基于最为可信的社会实际经济活动的第一手资料：土地契约文书，来考察白银民间使用的时序变化和区位移动。还有基于反映并指导国家整体财政活动的官方文件万历六年（1578）《万历会计录》这部中国财政最早的收支平衡簿记，来考察白银作为统一货币在全国范围的使用情形。正是在这些学者专题和整体研究的基础上，让我们对明代白银主导货币地位形成的动力有可能获得接近历史真实的认识。第一，白银作为社区和地区性货币，是地方市场发展和民间自发选择的结果。在社区货币这个意义上的动力来源有：唐以后，内地白银价值稳定的功能，强化人们的认知，面对传统铜钱不足、纸币贬值和大额交易手段缺失的局面自发选择白银（唐代馈赠和官方使用，宋代商业和财政活动中的“轻赍”），而且也可能像历史上的“谷物”、今天的石油一样，作为价值不稳定货币、非货币票据及其他实物资产的价值通约基准；各个时期地处国家边境区域，失去国家信用支持而自发使用白银。第二，白银在明代作为全国统一货币地位的确立，在时间上和货币供给量的形成上均是在葡萄牙、西班牙东来获取东方财富和特定的物产组合（茶叶、瓷器和生丝）主动活动之后。也就是说，在推动白银成为全国统一货币的动力上，实际上是在东西方海上贸易推生的白银向中国单向流动的情形下实现的。唐宋时期在内陆零星发现白银作为社区货币（地域性行业性的）使用，到明代，在社区货币层面抑或全国统一货币层面，白银货币地位的获得均是由海上民间贸易所推动（尽管北方民间有零星使用，但从明代白银从地方使用向全国财政使用的南方潮流来看，南方以及海上驱动的风向不可否认）。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推动了跨越边境的白银使用，成为东南沿海的社区货币。唐代以来包括明代初年暗流一样的海上贸易总是作为民间走私活动要么为官方所漠视，要么作为社会治安问题予以处理，所以没有清晰的贸易和货币使用记录。但是，从南朝梁“交广之域率用银”的情形和世界历史的经验来看，跨越国境的货币使用总是选择贵金属黄金和白银，可以推断明代西方殖民者东来之前的海上贸易曾有一个长期使用白银的过程。而一系列线索表明，1520 年代倭寇的活跃自然也与东南沿海民间对于白银的渴求直接相关。明代在货币选择上，当传统的铜钱和纸币失去效率时，民间选择了普遍用于国际边界具有世界货币特质的白银充当货币。这是在官方货币政策失效情形下，地方和社区在货币使用上自律调节的方式之一。然而，如果没有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方殖民者东来及其海上贸易活动形成的白银流向中国，不可能支撑具有全国意义的财政活动白银化。东西贸易形成的全球化格局中，在中国一侧是自发参与还是被动纳入，从中国官方和民间缺乏适应性制度、法律建设、知识精英的知识建构（国际贸易与货币的相应理论与政策辩论），以及相应的贸易记录的事实，判断不言自明。关于“白银货币化”和“货币白银化”的提法，既有的文献中关于白银从商品向货币转化的“白银货币化”论述，实际上讨论的是民间货币使用的社区习惯，从全国范围来看自然不能称作货币，如同今天的社区货币不能与法定货币混为一谈一样。而在明代白银作为全国统一货币这个意义上，实际上两者是合二为一的过程。自然，我们也不宜将“白银货币化”和“经济的货币化”混淆起来，放在同一个语境里进行论述。前者是指白银这种特殊商品充当货币的问题，而后者是指一国经济发展的货币化程度，发展金融学者用“货币化率”和“金融相关率”来判定。要弄清基于翔实可信数据的明代中国货币化水平，还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2. 并存互补、分轨流通的货币结构：白银使用边界与货币职能的分裂与今天我们的常识相反，明代白银货币的使用主体、经济社会领域以及货币职能的行使，并非如同今天“一国一通货”信用货币条件下的流通情景。陈锋教授清晰地指出，在明清时期，不能简单地把货币用银作为财政变革的标志。如果把货币形态与国家财政综合起来加以考察 , 明清货币变革在财政上的意义，是将银两作为国家财政活动（岁入、岁出与征税）的统一统计单位 , 亦即“统计银两化”。这准确地反映了财政活动中白银使用的真实情景，因为具体的财政活动内容和过程并非全然是以白银形态来完成，实物（如漕粮）和铜钱形式在特定的运行环节均发挥了特定的功能，并存在“银钱兼权”的丰富内容。这也符合万明《万历会计录》研究中提出的实银占整体财力 1/3 的结论。在财政活动中，白银货币表现为国家财力统一的普遍价值计量基准。在货币职能上看，明代白银使用在财政活动管理上表现出来的是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然而，明代官方并非只是重视白银作为计价单位，恰恰相反，它是将白银作为特种资产来对待，尽可能多地攫取白银来实现它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和国家秩序的控制。岸本美绪教授在专栏文章中所分析的，正是白银作为一种资产的货币贮藏手段职能。由于对蒙古势力款市活动导致白银北流出明朝边境，以及同时引发的官员贪污对国家的白银耗损，都是从白银的贮藏手段职能着眼。而郝敬对白银和铜钱优劣的比较，更是从白银作为一种实物资产的有限性和受国外进口所制约来立论。铜钱可以通过政府开矿铸造和重量调整创造出货币，称量白银货币则不可能。这个思路，也是后面讨论的“废银论”的出发点。唯独在“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这个货币最本质的规定性上，白银货币的使用呈现出典型的不完整特性。白银尽管作为明清时期整体货币体系中的主导货币，但其使用在行为主体和市场 - 经济领域上均体现出有限性。我们知道，货币五大职能是从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这两个最原初功能有序展开。由于价值尺度（抽象而稳定的计数）和流通手段（具体载体之间重量和质量差异引发的不稳定）之间的矛盾，进而推生出贮藏手段职能。在货币的贮藏职能分割了买入和卖出两个过程的基础上，又推升出作为单方面价值转移的支付手段职能。在支付手段职能发挥作用的条件下，就为货币的放大或脱离实体货币提供了可能。这既催生了货币的资本化，与可预期生产相关联，也提出了更高的信用制度的要求。明清时期的货币问题，主要体现在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贮藏手段职能上存在着多元并存的货币形态，它们的职能边界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因历史情势和社会习惯发生变化。由于主导货币白银的非主权货币性质，五百年“白银时代”（1436-1935）的中国呈现出“有货币，无制度”的局面。黑田明伸教授精炼地刻画了明清“白银货币”流通的真实情景。就明代而言，称量白银的使用是代替官钞。明朝建立以来，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省份的田赋向来以纸钞缴纳，1436 年起按称量计算的白银征收。白银的角色从宋代作为丝绸的辅助性手段，经过元代按白银重量结算的货币过渡期，到明代取代官钞，成为主导货币。白银实际上承担的是历史纵向长期视角中大额支付的任务。而在民间市场交易中，铜钱的身影从未消失，“银钱兼行”，形成铜钱使用和白银使用的两个世界。由于铜钱的低价值不便携带以及实银本身的质量差异，民间创造出明末“会票”和清代虚银以及票号等机构划转的使用方式。实际上，“白银时代”的实际货币流通情况是主导货币白银、生活日常的铜钱，以及民间私人纸币三者在使用主体和地域上的互补并存。各种货币的功能既按市场层次形成区隔，也形成地域性的自律机制。地方性货币使用机制起到了稳定地方市场的作用，而白银除了服务于跨地域流通之外，更多地服务于政府的财政军事目的。而就同样的白银而言，官方银条也与民间流通的白银不兼容。但是，在 1933 年废两改元以前，白银时代既未迈进银本位制，也没有建成本位制下“一国一通货”意义上的完整的近代信用货币制度。这些矛盾现象，直接经由白银的使用催生出各种社会经济问题。

作者简介

何平，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金融学博士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2003-2017年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等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北京优秀教学名师。研究方向为货币金融理论与货币金融-财政史。

出版专著：《清代赋税政策研究》、译著《别无他法：作为终极风险管理者的政府》、《货币制度的世界史》等，刊发多篇经济、金融及经济史领域的文章。

《从传统文献看货币与金融》题解

要深入对特定制度与文化特质的认识，必须建立一个坐标参照系。现代货币与金融理论的西方渊源，直接影响着中国现实的金融活动和政策决策，似乎中国只能取法于西方。然而，取法的结果却凸显出鲜明的中国印记，无论在吸纳的程度上或是效果上。中国的现实把握和前景预见，不仅要参照外国经验和总结，中国固有的传统积累和惯行也不得不予以必要的关照。

本系列文章选择重要的传统中国经典货币金融文献，既从历史情景出发，以求“理解之同情”，也与今天的理论思考相对接。力戒简单比附，坚持“古今东西立体比较”，以传统中国的货币与金融思想资源，为重建货币与金融理论提供参考。

编辑   易景阳

来源  《中国货币》

责编   李锦璇、蒋旭

监制   安然、魏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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